哈佛商业评论

我们仍处于新冠疫情的中期——甚至可能是早期，可是已经出现了许多预测，声称它已如何永久性地改变了世界。病毒暴露了我们供应链的脆弱，中断了美国关键商品的进口，引发了要求美国跨国公司将生产撤回国内的呼吁。继贸易战和华盛顿推动在经济上与中国脱钩之后，这招致了对去全球化的广泛预测。美国特别贸易代表办公室最近甚至写了一篇专栏文章，呼吁结束离岸外包。

然而，美国跨国公司明白，未来的景象将不同于这些危机中期的声明。他们清楚，供应链的去全球化以及与中国脱钩实际上会降低他们在美国的生产能力以及与中国企业长期竞争的能力。他们知道，美国领导下的商业去全球化会正中中国的下怀，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将美国孤立起来。他们懂得，生产回撤只是提升他们供应链应变能力的很小一部分。因此，他们会抵制他人要求采取行动的善意呼吁，那些行动只会搬起石头砸美国经济的脚。

最终，疫情及与中国的经济冷战会导致全球经济运行方式的改变，比如，在离家更近的地方生产关键医疗卫生用品，对战略技术实施更多禁运。可是我们全球化经济的基本面不会改变。何以见得？以下是四个原因。

1. 美国科技行业依赖全球销售和运营。

美国最强大的科技企业依赖全球规模的销售和运营才能保持对外国竞争对手的领先优势。比如，半导体、超清洁柴油发动机和消费电子产品全都需要高水平的研发开支。如果不能在中国生产和销售，英特尔、康明斯和苹果的全球领导地位就会崩塌。美国对华贸易顺差的行业都是高附加值的行业，而服装、家具、电子产品装配等贸易逆差最大的行业通常都是低附加值行业。中国国内的高附加值产业市场是世界最大的市场，而且会继续加速增长，因此，在美国与中国的技术战争中，一方进入另一方的途径被关闭，这只会推进中国从美国手中夺取领导权的目标。

2. 去全球化不会让工厂回到美国。

绝大多数美国公司的外国子公司所生产的产品都是在产地销售的。只有极少是返销美国的外包产品，因为美国那些“逃离”工厂可能已经在国内生产那些产品。正如最近美中贸易战所证明的，限制外国人对美国制造的终端产品的投入只会提高产品的成本。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New York Fed)的一项研究估计，平均每个美国家庭承受的中国进口商品关税成本为620美元。疫情期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缩小，原因是美国消费者对所有商品的购买量都减少了，包括来自中国的商品，而不是生产回撤的缘故。

此外，在先进机器人等领域的美国企业依赖国外制造的廉价部件，从而成就了美国另一项高附加值出口。这些中间产品的全球贸易是一条巨大的双行道。美国出口的中间产品与其进口的数量相近。限制从钢铁到半导体等中间产品的交易只会提高各地的价格，任何国家都得不到好处。

3. 中国正在积极推进全球化。

由于意识到廉价劳动力驱动的生产正被东南亚和东欧夺去，中国正通过鼓励发电、建筑设备、通信系统等附加值更高的行业向“一带一路”倡议(Belt and Road Initiative)中的海外项目提供供应以及投资国外市场运营来使其产业迅速全球化。

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中国跨国企业希望得到的是美国跨国公司花了数十年建立起来的东西——生产、研发、销售和分销的国际网络，它利用每个地区不同的优势，部分目的是为了加强他们在国内的竞争地位。比如，如果康明斯没有一个以其在中国生产运营为基础的强大销售服务网络，它就不可能销售那么多美国制造的超清洁柴油发动机给中国客户。随着中国国内的增长放缓，将目标瞄准外国市场这一行为正是中国设备制造商开始做的事情。美国的媒体将中国的“一带一路”形容为用以苛刻条款销售的大型项目来剥削其新兴市场客户。但事实上，“一带一路”项目多是规模较小、与东道国的医疗卫生、城市交通及其他基础服务提供商进行高度合作的交易。这不过就是中国国有企业的全球化。

4. 去全球化听起来不错，条件是你需要设计一种投放到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的产品。

去全球化的叙事低估了取代全球供应链的困难和弊端，夸大了成本和应变能力之间的冲突。企业转向外国资源主要是为了寻求智力和能力。波音787之所以是更具革命性的飞机，是因为它的机翼和前机身来自日本，该国拥有独特的碳纤维工程技术。在事关美国最重要产业的那些能力方面，世界远不是平的。

跨国企业最擅长适应新的国际环境。除了拥有国内生产和储备的工具之外，它们还拥有提升供应链应变力的工具。它们可以拥有双重渠道，增加一个中断风险状况与当前供应商截然相反的另一个供应商。它们可以坚持让供应商建立更灵活的工厂，以便能迅速地更多生产某种稀缺产品。它们可以建立实时的信息集合，使其可以即时调整自己以应对威胁。比如，特种化学品公司路博润(Lubrizol)知道自己所需的原材料有多少在自己的工厂、在运输途中、在供应商的仓库里等等，也知道在万一需要的时候，替代材料在这些相同方面的数据。更强的应变力并不需要放弃管理成本，但它的确需要建立更多的合作与能力。

最重要的是，全球化的发生是因为它创造了价值，扩大了公司的能力。与任何经济现象一样，它的钟摆可能摆幅过大，造成有失公允的不对等以及危害美国安全的供应风险。对国际贸易体系的博弈以及新冠疫情引起的主要原料供应商中断就是两个例子，这两种局面都要求美国政府做出有针对性的有限回应。勒令某些原材料必须在美国生产，这叫自卫，而不是去全球化。很难证明全球化对中国有利，而对美国不利，因为美国每年出口2.5万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仅次于中国的2.8万亿。它们都是高回报的商品和服务，按照定义，几乎是我们经济中表现最好的那12%。去全球化会夺走我们最好的东西。

托马斯·豪特（Thomas Hout）| 文　

托马斯·豪特是塔夫茨大学弗莱彻学院(The Fletcher School of Tufts University)、明德学院蒙特雷国际研究院(Middlebur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兼职教授，波士顿咨询集团的前合伙人。

时青靖 |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