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商业评论

关于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的对话是振奋人心的证据，表明企业意识到资本主义已经严重偏离了轨道。最明显的批评是，虽然CEO们在追求利润方面做得非常到位，但是就像《纽约时报》中肯指出的那样，他们不适合权衡以及平衡环境与许多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需求。迄今为止，接受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的后续行动显然是毁誉参半的。

现在需要的不是让CEO们成为核心规划者，而是向可持续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摆脱近几十年来刀耕火种式的资本主义。在他们追求季度利润和高薪的过程中，自20世纪80年开起就出现了一种功能失调的资本主义，它对经济的影响就好比彻底采伐对森林造成的后果一样——因过度注重短期利润而破坏了长期成功所需的条件。

我们不需要重塑资本主义。我们只需要践行资本主义。这意味着在景气时期接受市场机制并谴责政府干预的企业不应在时世变艰难的时候改变规则。风险社会化的同时又将利润私有化，这不是资本主义：这是受操纵的轮盘赌。同样重要的是，践行资本主义并不意味着坚持从政府那里获得特殊待遇，牺牲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来让股东获益。这意味着把政府视为企业的重要伙伴，一个支持物质和社会基础设施、支持政治稳定、成就企业的伙伴。

挨饿的政府

可持续的资本主义需要纳税份额的公平，可是刀耕火种式资本主义的目标恰恰相反。在这一过程中，它严重地妨碍了政府提供基本服务的能力。正如疫情明显显示的那样，认为税收越低，企业越兴旺的本能假设事实上是不正确的。“饿死野兽”导致了公共卫生部门的损毁，这在疫情期间已对经济以及在经济体内运作的企业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即使政府当初希望采取在重新开放的国家效果极好的那些有效措施，我们也没有如此行事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

深入挖掘一下，刀耕火种资本主义已经破坏了对政府信任。这种信任数十年来一直在直线下降，通常在推波助澜的是由企业资助的反对“过度监管”及政府计划运动。只有17%的美国人表示他们多数时候或者一直信任政府，这是过去半个世纪中的最低水平之一。疾控中心前主任理查德·贝瑟(Richard Besser)曾指出，坚持基本公共卫生措施的社会契约已经瓦解。当选出的官员和公共卫生负责人在应对疫情的时候，最好的情况下，他们必须应付公众的冷漠，最坏的情况下，他们必须应对死亡威胁：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博士现在就受到全天24小时的保护。不信任政府以及从政府撤资的累积效应导致我们无法对疫情作出有效的应对。美国的死亡人数全球最高，死亡率在主要大国中最糟糕，经济无法有效重启。

这不是孤立的例子。反税收运动已导致加州和其他地方财产税的取消。其结果之一就是加州的公立学校从第一变成了最差——现在，加州和其他地方的学校没有有效开展远程学习或者以安全的方式重新开放的资金。学校是让美国人得以工作所需的基本基础设施之一。大规模收回公共投资也影响到了字面意义上的基础设施：我们即将坍塌的桥梁让员工简直不可能出现。对政府的不信任也意味着我们缺乏让员工得以上班的保育基础设施，最明显的是带薪探亲假和儿童托管。结果，一些企业在疫情开始时向一线员工提供每班工作时间100美元的托儿费用，而带薪假目前是通过私人雇主提供资金，而不是像几乎每一个其他工业化国家那样，通过政府提供资金。这真的对企业更有好处吗？

利润与报酬

全球化的供应链是刀耕火种式资本主义的另一个例子，它今天看起来与六个月前有所不同。援引美国参议员马尔科·鲁比奥(Marco Rubio)见解深刻的分析，两党的知名党员现在意识到，全球化的供应链造就的是一个盈利超高但不具应变能力的经济体。从个人防护装备到药品，美国在医疗用品上对中国的依赖再次凸显了这一经济体的脆弱性，它过度关注短期利润而未考虑到不仅兴时需要维持经济稳定，衰时也同样需要。

不过，刀耕火种式资本主义最重要的一个例子涉及工资。目前这种认为工资只是另一项需要削减的成本的商业理念相对较新。1914年，亨利·福特(Henry Ford)——亨利·福特！——让工资翻番，因为他认识到，员工需要足够的钱来创造需求，而他希望他的员工能够买得起他的汽车。半个世纪后，柯达在向股东报告的年报中将其给员工支付的丰厚工资和福利列为引以为豪的成就。这与如今那些富有的大型企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企业将他们三分之一或更多的员工归为承包人，哪怕他们通常在全职工作，有时长达数年。

当代资本主义心照不宣的核心观念体现了一句老话：欲让富人更加努力，给他们加薪；欲让穷人更努力，给他们减薪。这就是近几十年来高管工资从普通员工工资的20倍膨胀到300多倍这一事实背后的逻辑，而以前的中产阶级的工资几乎没有变化。股东资本主义实质上就是管理层巧取豪夺的资本主义，疫情期间一家又一家公司的CEO薪酬飙升就是证明。难怪1%的人越来越富有：在受操纵的轮盘赌中胜出并不难。

刀耕火种式资本主义对控制劳动力成本的痴迷已导致创造了更大产能的员工队伍分享到的成果急剧减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数十年间，产能提升的时候工资就会增加；如果这种趋势延续了下来，工资会是今天的两倍。结果，生于1980年的美国人中，只有一半的人会强于他们的父母；而在过去，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比父母过得更好。因失去美国梦而导致的痛苦和愤怒助长了经济民粹主义。许多投票给特朗普的人来自弱势群体或过去的中产阶级，他们深深扎根于受人冷落的社区：经济不景气郡县的选民趋向特朗普。有一个人表示：“我们是在用中指投票。”

结果就是存在功能障碍的、对企业有害的经济民粹主义。这不仅仅是贸易战，其代价主要由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来承担。推动极右民粹主义的经济愤怒正导致美国企业曾经很少担心的那种政治不稳定。

现在该是用可持续的资本主义取代刀耕火种式资本主义的时候了，可持续资本主义提供了支持健康经济所需的经济和政治基础设施。政策建议固然重要，但是最重要的事情要先做：让我们不再让意识形态扭曲我们对政府和市场的讨论。右翼对市场充满幻想，但对政府的局限性却持冷漠的现实态度。左翼对政府充满幻想，但对市场的局限性却持冷漠的现实态度。正如丘吉尔曾经在谈及民主时所言，除其他所有制度之外，民主是最糟糕的制度。市场和政府都是有严重缺陷的工具，可是它们是我们拥有的全部。让我们就如何利用它们重建一个拥有稳定的政府、繁荣的经济和健康的中产阶级的美国梦而开启对话。

琼·威廉姆斯（Joan C. Williams）罗·康纳（Ro Khanna） | 文

琼·威廉姆斯是加州大学黑斯廷斯法学院WorkLife法律中心的教授及创始董事。她的最新著作是《白人工人阶级：克服美国的阶级无知》(White Working Class: Overcoming Class Cluelessness in America)。罗·康纳是加州第17国会选区的众议员，该选区位于硅谷的心脏地带。康纳众议员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监督与改革委员会担任职务，是国会进步党团会议的第一副主席。他还担任民主党党团会议的助理组织秘书。

时青靖 |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