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商业评论

ROE（净资产收益）之于企业相当于招商引资之于政府。中国GDP前50城市《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250次提及“招商”。全国各地每天上演着形形色色的招商活动：论坛、峰会、洽谈会，动辄出现数十亿甚至百亿金额的项目签约。然而这些签约金额是否经得起推敲？是否存在形式大于实质的情况呢？

公司业绩取决于战略定位、业务组合、竞争策略、组织能力和运营机制等一系列的选择；地方政府在产业导向、政策和营商的一系列选择则影响着存量企业和增量招商目标的决策。当区域发展战略吻合招商目标企业的战略时，那么招商引资就变得顺理成章，招商活动也会从“雷声大、雨点小”的场面，变成产业项目成交和区域营销的高绩效呈现。从过去多年专注区域经济咨询中，我们观察到地方政府在做出一系列规划、赋能和招商选择时面临着诸多痛点。下面我们就对这三个方面一一解析。

规划——战略定位不清

和企业一样，战略定位是地方主官首先需要厘清的问题，也是困扰区域经济的首要痛点。然而现实情况是，大量城市战略定位趋同。我们梳理了94座城市的总体规划，发现84城争相定位“区域中心城市”，其中36城无产业属性定位，28城产业属性定位模糊，如“工业基地”“制造业基地”“商贸中心”“旅游城市”等，鲜有城市的战略定位能引导本地产业发展。

在低区分度、弱产业属性的战略定位下，就会出现区域产业难以聚焦的问题。以东南沿海某省为例，其三大重点城市平均建成区面积不足230平方公里，却需谋划发展12-15大不同产业，实操难度大。（参见“东南沿海某三市发展产业规划”）

产业之于地方，类似于业务线之于企业。成功的多元化企业，其看似分散的业务线往往立足长期积累的、难以复制的或进入门槛极高的核心优势。相反，不是基于核心优势（资源）的、单纯通过兼并收购增加业务线的多元化，成功案例极少。

一个地方的经济当然不能过度依赖一两个产业，但在日益激烈的区域竞争态势下，“鸡蛋”（资源）放在太多“篮子”（产业）里，也会稀释比较优势。“大而全”的产业规划自然也难以指引作为产业载体的城市设计，导致千篇一律、与产业和人文脱节的一个个新城。

赋能——政策力度趋同

规划对于地方经济来说是回答“做什么”，赋能则是为“如何做”提供政策、资本和营商的支撑。如果规划阶段未能清晰定义有所为、有所不为、什么先为、哪些后为，那么在赋能阶段也无法“集中优势兵力”。

我们梳理、标识、量化并建库了近百个区域的产业和招商政策，发现全国政策维度和力度的普遍趋同问题。以全国12个市/区关于支持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政策样本为例，可以看出无论是在政策优势的维度上——项目落地和日常运营，还是在政策优势的力度上——资金奖励和补贴都大同小异，区别甚小（参见“全国12个市/区关于支持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政策样本”）区分度低的战略定位和大而全的产业规划，招商政策也会“人云亦云”。地方招商团队面对最常见招商政策询问时，“我们这里政策有优势”的标准回答显然缺乏说服力。

除了地方财政承担的产业政策，借力社会资本的政府引导基金也在区域竞争中成为赋能地方经济的“标配”。截至2020年11月，我国政府引导基金自身规模已超两万亿，然而大量资金仍然未能有效运转。2020年11月，作为地方政府引导基金领头羊的深圳和广州，被国务院点名通报了基金闲置问题。万亿政府引导基金“秀而不实”，远未能发挥其促进地方经济的赋能使命。

如果把产业政策和引导基金归类为可以短期发力的硬赋能，那么区域营商则是需长期打造的软实力。我们观察到，中国19个副省级及以上城市《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2020年主要任务”部分，“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及频率：19/19；“鼓励科技创新”提及频率：19/19；“建设人才高地”提及频率：19/19；“金融支持实体经济” 提及频率：17/19。然而，哪些指标，达到多少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又有哪些指标，达到多少才具人才吸引力？在政府工作报告层面上，口号多于指标。

在营商环境层面，世界银行和各类机构从近百个维度评价营商环境，越来越多的区域开始参与营商环境评估，这是好的趋势，但没有哪个区域有能力（也不需要）在所有维度与所有区域展开全面竞争。比如，类似“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营业执照颁发”的表现，也许并不是产业基础薄弱的区域亟须提升的领域。然而，在有限的资源下优先打造怎样的营商环境，仍需清晰的、差异化的战略定位、产业选择和空间承载的指引。

招商——专业指导缺位

回到本文一开头观察到的形式大于实质的各类招商活动，除了规划和赋能层面的原因，还有招商本身专业度方面的短板。当企业有投资、扩产、转产等需求时，产业动向大数据提示、关键字搜索和要素营销是潜在客商触达的主要渠道——“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观察全国数以千计的产业载体，即便是一线区域的线上呈现、浏览、维护、分析和追踪，仍有极大的提升空间。

最后，当产业项目到来时，考验招商团队的是农业、食品、装备制造、生命科学、医疗健康、旅游、金融、电子信息等大类产业及其扩展的多层子产业链条、涉及成百上千的细分领域，和包括企业运营与财务分析在内的专业知识。对整个地方福祉负责的政府部门很难具备对所有产业项目的专业判断能力。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总结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九大痛点（参见“区域经济发展的九大痛点”）这些痛点，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产业发展与政府投入之间的差距：政府以超过10%的平均增速不断加大财政投入，然而规模以上企业数量却呈现负增长（参见“2014年-2018年规上企业数量与政府财政投入平均增速对比”）

好消息是我们观察到越来越多的地方主官，从“全民招商”导向，慢慢转向战略驱动，从体系化、市场化、专业化的视角提升区域竞争力。我们也在大量咨询服务实践和数据积累的过程中，摸索出一套针对上述痛点的端到端区域繁荣解决方案，将在下一期分享。

黄河    戴朋坤 | 文

黄河是德勤中国区域经济咨询领导合伙人。戴朋坤是德勤中国区域经济咨询总监。

李源 |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