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商业评论

2002年，CSX这家最初成立于19世纪初的铁路货运公司的高管们收到了出乎意料的消息：作为代表美国所有奴隶的在世后代提起的集体诉讼的一部分，该公司在纽约联邦地区法院遭到起诉。

FleetBoston Financial（被美国银行收购）和安泰保险（Aetna）也牵涉其中，这起诉讼提出了未详细说明的损害赔偿要求，谋求对无偿强迫劳动以及这种劳动产生的部分利润予以补偿。原告指控CSX利用奴隶修建铁路，FleetBoston与运送奴隶船只的船主所创办的一家早期银行有关系，以及安泰的前身“为奴隶主［提供保险］，防止人类动产损失”的行为。

这些指控都是千真万确的，它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法律和道德问题：一家历史悠久的企业是否应该被要求为过去时代的恶行赎罪？时任CSX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CEO）的约翰·W·斯诺（John W.Snow）［后来在乔治·W·布什（George W.Bush）手下任财政部长］认为不应该如此。该公司发表了一份声明指出，尽管奴隶制是悲剧，但该案“完全缺乏法律依据”。发言人凯瑟琳·A·伯恩斯（Kathleen A.Burns）谴责原告试图让今天的员工和股东为一个多世纪前的弊病承担责任。法院驳回了该案，未考虑索赔的法律依据，辩称原告无法证明他们与受影响之人有直接的个人关系。

从法律上讲，法官的裁决并不令人意外。美国法院通常会对因历史罪行向企业寻求赔偿的原告作出不利的裁决，而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审理涉及企业的案件。可是，随着社会上很大一部分人急切地争取他们认为早该进行的清算，企业因久远的活动而带来的法律和声誉风险正在增加。学校重新命名，吉祥物被丢弃，几年前还鲜为人知的历史人物雕像正在被推倒。企业的财富来源以及利用人来实现当前盈利能力的可能方式正在面临审查。社交媒体让维权主义者可以轻而易举地发表批评、组织抵制和采取其他行动。

最终，法律会遵从公众意见，立法机构不太可能维持无视这一道德转向的法律。在对全球各地针对涉众暴行向企业进行责任索赔的一项综合研究中，牛津大学的利·佩恩（Leigh Payne）及其同事发现，尽管法律上免于惩罚的情形普遍存在，但是民间团体中日益高涨的赎罪呼声可能会在未来几年改变局面。

作为巴尔的摩大学（University of Baltimore）谈判与冲突管理学助理教授，我对企业在涉众暴行中的作用，以及他们弥补过错的努力进行了研究。我亲眼看到高管们因遥远前辈的过错行为受到揭发而手足无措，以及他们最常见的反应——辩护——为何总是适得其反。我最近出版了《通往奥斯威辛的最后一班列车：法国国家铁路公司及其责任之旅》（Last Train to Auschwitz: The French National Railways and the Journey to Accountability），内容涉及法国历史上最受人瞩目的法律和公共关系争议之一：大屠杀幸存者努力让法国国家铁路公司（SNCF）为其在恐怖条件下将数以万计的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族裔运送到波兰死亡集中营的罪行进行补偿。根据这一案例和其他案例，我收集了多代企业可以采取的最佳实践，以积极主动的态度来应对他们历史上的黑暗篇章。

法国铁路公司曲折的过去

20世纪80年代末，SNCF是法国工业的宠儿。法国的第一条高速铁路线于1981年开通，与它效仿的日本的铁路系统一道成为世界羡慕的对象。在法国公众中，SNCF长期以来一直是法国20世纪中期历史上的一个亮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抵抗运动的一部分，少数勇敢的铁路工人在登陆日那天破坏了该国的火车，并在1951年为SNCF赢得了法国最高荣誉勋章。可是，法国和其他地方的许多人都知道SNCF另一部分的故事：在战争期间，法国司机和铁路运营商，用拥挤不堪、几乎没有灯光、食物或水的家畜运输车厢将犹太人运送到德国边境，在那里他们被继续转运，通常是转运到奥斯威辛。

20世纪90年代初，法国大屠杀幸存者库尔特·舍希特（Kurt Schaechter）偷偷复印了SNCF档案中的数千份文件，证明该火车公司在将76000名犹太人从法国驱逐到死亡集中营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尽管SNCF参与这起反人类罪行的证据无可辩驳，但其高管们花了数年时间为该公司辩护。2008年，纪尧姆·佩皮（Guillaume Pepy）在被任命为董事长后不久，重复了他的许多前辈的观点。他向一位电台记者表示，SNCF在战争期间的工作“仅仅是让火车运行”——这意味着该公司不应该为其运载的东西承担责任。高管们还强调了德国占领期间的物质损失——将公司描绘成受害者。

大屠杀幸存者向法庭和媒体求助。舍希特在2003年提起了第一次诉讼，要求象征性地给予一欧元的损害赔偿。但其他人随后提出了更大数额的索赔。这场法律战最终蔓延到了美国，幸存者团体在美国提起了赔偿诉讼，并游说制定法律，为SNCF在美国的运营设置障碍。

对铁路公司来说，拒不承担责任的代价几乎和接受责任一样高昂。一场跨国的法律之争持续了近二十年，支付了巨额的费用。从2012年到2014年，在冲突最激烈的时候，SNCF每年花费大约100万美元在美国进行游说。冲突平息后，这一数字在2018年降至9万美元。自始至终，高管们面临的都是与媒体、愤怒的原告及其支持者的激烈交锋。他们一度觉得其在美国的名誉损害严重，SNCF应该将其业务完全撤出美国。最终，该公司采取了大量措施来弥补战时的罪过，修复与许多法国犹太人社区及散居他乡的部分犹太人的关系。然而，2015年，精疲力尽的阿兰·勒雷（Alain Leray）（他在部分冲突期间担任SNCF 美国公司CEO）向我表示，回想起来，或许在诉讼开始时，和解并向受害者支付赔偿会更容易一些。

我经常问自己，如何才能打破伴随着这些煎熬的痛苦循环。当原告和被告在一场历史暴行之后又给彼此造成进一步的伤害之时，这就成为了一场双重悲剧。解决之道首先是企业承担责任，并主动地尽力补偿。通过我的工作，我发现了几种方法，高管们可以借此为每一位相关人士——幸存者及其后代以及今天的高管、员工、客户和股东——提供一种破坏性更小、恢复性更强的体验。

承担责任

为了恰当地应对历史罪过，企业领导人必须承认，这样做是他们的受托责任与道德义务。当面对看似过时的索赔时，许多人会心怀戒心：毕竟，他们个人没有参与所犯的罪行，很多公司从奴隶制、殖民主义和种族灭绝中获利，为什么少数几个存续下来的企业要承担起赎罪的重担呢？

法院一直赞同这一观点。可是，即使法官的裁决有利，诉讼也可能具有破坏性。2006年，当纽约律师哈丽雅特·塔门（Harriet Tamen）代表600名诉讼当事人对SNCF提起集体诉讼时，她知道该公司是受《外国主权豁免法》（Foreign Sovereign Immunities Act）保护的。可是，她利用这场注定失败的官司吸引了媒体的关注。事情真的奏效了：这次审查帮助维权人士说服美国立法人员起草法案，为SNCF投标铁路项目设置障碍。

逃避对企业来说几乎总是适得其反。拒绝处置未补偿的罪过看起来像是共谋。面对合法指控而拒绝承担责任，这可能会让高管们看起来是在支持其前辈的行为。逃避还会剥夺受害者后代情感创伤的合法性，而作为回应，他们会经常动员和征集公众支持，既反对当初的罪行，又反对当代的置若罔闻。最后，这可能会对雇员造成伤害，他们日益要求雇主承认自己在历史压迫中扮演的角色，从而履行多元化和包容性的承诺。比如，在2020年，拥有335年历史的伦敦劳合社（Lloyd’s of London）对黑人员工长期以来施加的压力做出了回应，这些员工要求他们更好地认识该公司曾经出售的为奴隶及运送他们的船只保险的保单，并对此作出赔偿。

那么，高管们如何才能平息紧张局面，而不是让关系恶化？他们可以从过渡司法领域获得启示，过渡司法在涉众暴行之后制定干预措施。二战后，这一领域出现了支持国家从专制政权过渡到民主政权的实践。这些实践包括在透明度（通过主动调查自己的过去）、赔偿、道歉、纪念、对话、制度改革和受害者服务方面的努力。它们已经在世界各地得到运用，从卢旺达、阿根廷和塞拉利昂到美国，过渡司法委员会在这些地方处理了二战期间拘禁日本人等虐待问题、原住民虐待问题以及在反恐战争中使用酷刑的问题。这些委员会越来越多地包括企业行为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20个国家的20多个真相委员会都有企业代表参与。

调查企业的过去

在理想的情况下，历史悠久的企业会进行内部研究，在幸存者或后代要求伸张正义并让高层领导陷入被动之前，自己确认不光彩的历史事件。SNCF的高管没有进行这种研究，因此当舍希特的文件公开时，他们毫无准备。一旦清楚看到丑闻不会销声匿迹，高管们就做了舍希特披露之前本应该做的事情：他们聘请了一位历史学家整理公司的战时档案，并将调查结果公之于众。他们还向任何有兴趣进行研究的人开放档案。他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让历史学家、档案管理员、公司代表和一些幸存者讨论如何更准确地叙述SNCF的过去。但对其战时历史理解的关键点有时处理不当。比如，该公司只邀请了5名幸存者参加50人的报告发布会。不过，这是一个开端。

历史透明度甚至应该扩展到传统上用于营销和推广的材料，比如公司网站上的“关于我们”页面。看看Alexander Brown & Sons的两家遗产公司对与奴隶制有关罪过所采取的不同态度。亚历山大·布朗（Alexander Brown）是一位来自爱尔兰的亚麻织品拍卖师，他于1800年移民到美国，很快就转向了棉花产业。他和他的儿子们把公司扩张到银行业。Alex. Brown公司由Alexander Brown & Sons衍生出来，1997年与Bankers Trust公司合并，1999年被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收购，2016年又被瑞杰金融集团（Raymond James）收购。今天，它的主页上显示了从1800年开始的编年史，当时该公司成为了世界上第一家投资银行。该编年史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开办这种形式的银行是为了提供资金支持棉花产业及其被奴役的劳工。另一家遗产公司Brown Brothers Harriman银行（BBH）提供了一个更健全的叙述。它的编年史一开始就承认“我们的历史中还存在一些我们并不为之自豪并深感遗憾、要进行反思的方面，其中包括Brown Brothers & Co.积极参与了19世纪初依赖于可恶的奴隶制的全球棉花贸易”。

道歉并发表公开声明

在没有督促的情况下发表道歉最能打动受影响的社群。企业的诚意总是会受到质疑，但主动的声明效果更好。看看JAB控股公司（JAB Holding）的例子。该公司对卡卡圈坊（Krispy Kreme）和Calvin Klein等家喻户晓的名字拥有控股权。公司的所有者是德国第二富有的家族赖曼家族（the Reimanns）。2016年，经济历史学家保罗·埃凯尔（Paul Erker）开始帮助赖曼家族更好地认识该家族在纳粹时期的活动。他的发现令人惊骇。JAB 控股公司的创始人满腔热情地支持希特勒，公司在战争期间使用了强制劳工。

在2019年获知这些调查结果后不久，JAB 控股公司的一名执行合伙人彼得·哈尔夫（Peter Harf）向一家德国杂志表示：“我们无言以对。我们感到羞愧……这些罪行令人无法接受。”哈尔夫然后承诺：“（那位历史学家的）书一旦完成，我们就会出版。不加修饰。所有真相都必须摊开在桌面上。”在没有法律诉讼或倡导团体施压督促的情况下，这个家族承诺提供500万欧元支助大屠杀幸存者，500万欧元资助曾经的强制劳工。

2020年，当英国酒吧连锁店和啤酒酿造商Greene King在处置其创始人本杰明·格林（Benjamin Greene）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热情支持施行奴隶制以及对231人拥有所有权一事时，它成为了另一个主动承认历史错误的典范。Greene King的CEO尼克·麦肯齐（Nick Mackenzie）称这一行为“不可原谅”，并向媒体机构表示：“我们没有所有的答案，因此，这就是为何我们在加强多元化和包容性的工作时，会花时间倾听所有的声音并从中了解情况，包括我们的团队成员和慈善机构合作伙伴。”

道歉应该包含哪些内容？哈佛法学院前院长玛莎·米诺（Martha Minow）提出，合宜的道歉“会承认伤害的事实，承担一定程度的责任，表示真诚的遗憾，并承诺不再重犯”。涉众犯罪道歉专家埃内斯托·贝尔德哈（Ernesto Verdeja）提醒那些精心准备回应的人不要为过去的行为找借口。

传播学教授克劳迪娅·詹森（Claudia Janssen）根据自己对安泰保险回应奴隶制相关诉讼的分析，提出了一些额外的建议：企业应该避免使用道歉来与过去的管理机制撇清关系或认栽。2002年，安泰保险的一位发言人表示“这些问题绝不能反映今天的安泰”，然后继续谈到了该公司目前致力于多元化和公平性的承诺。但是过去正是问题所在。更重要的是，该公司在道歉的同时还发表了几项辩护声明：它表示自己仅凭有记录的几张针对受奴役者发型的保单，“无从知道该公司是否获利”，而且安泰保险的领导人拒绝向独立历史学家公开其档案以查明真相。该公司的立场没有建立信任。

最后，在回应指控时，不要提起英雄主义行为或受害声明，就像SNCF的高管们反复做的那样。当被问及他们的公司在大屠杀中扮演的角色时，他们通常会提醒提问者，SNCF铁路工人在登陆日的英雄事迹以及公司在德国占领期间的物质损失。发表这些声明的目的可能既是为了向英雄致意，又是为了满足铁路工会，但反响不佳。面对合法要求时拿出善行说事是一种辩解举动，而不是接受性的行为。

有意义地回应

2011年，在针对SNCF的第一起有关大屠杀诉讼近20年后，纪尧姆·佩皮代表该公司再次向大屠杀幸存者致歉：“我想以SNCF的名义……表达深切悲痛和遗憾，在受害者、幸存者和被驱逐者的子女面前，在继续存在的苦难面前，我感到惭愧。”这是一份感人的声明，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为之动容。原告律师哈丽特·塔门表示：“不要鞠躬，请开出支票。”洛乌·黑尔瓦泽尔（Lou Helwaser）的母亲遭到驱逐，她向我表示：“这听起来更像是在找借口，而不是在承担真正的责任。”

言出不行没有意义。大多数高管都熟悉服务补救这一基本原则，即使对大型企业的赎罪补偿，这一原则也适用。许多人不确定如何应对历史上的伤害；他们知道这事不能用常规服务失败的套路来处理。那该如何行事呢？历史罪过造成的破坏规模可能会显得巨大无比。研究表明，大屠杀、奴隶制、种族灭绝和殖民主义的遗毒通过跨代创伤以各种方式影响后代。有人估计，在美国，对奴隶制的适当赔偿总额约为14万亿美元。企业是否应该支付部分赔偿？如果是，该偿付多少？

答案是，在某种时候，勇敢面对历史罪过的企业需要开出支票。偿付多少以及偿付给谁不应由公司关起门来决定，而是应该根据受影响社群的意见来决定——理想情况下是在诉讼之前。SNCF等得太久，不过它还是能够通过持续的接触将对手变成盟友。法国主要维权主义者塞尔日·克拉费尔德（Serge Klarsfeld）早前曾谴责SNCF参与大屠杀，但最终他指导了该公司许多涉及补偿的活动。他敦促该公司领导层在重要地点安装牌匾，并鼓励SNCF致力于其他与大屠杀相关的项目。今天，该公司在法国与人共同发起了许多纪念活动，包括每年宣读名字的活动（Reading of the Names）。克拉费尔德还指导该公司向他的孤儿基金捐款，该基金为一些幸存者提供物质支持和身份识别。法国犹太领导人大多接受了SNCF的痛悔行为。当公司在美国面临诉讼时，克拉费尔德甚至开始为该公司担任律师。

对于没有生还者的罪行，企业可以找到后代社群并给予支持。乔治敦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成为了这样做的一个蓝本。1838年面临破产的时候，乔治敦大学卖掉了272名奴隶来偿还债务。2016年，该大学考虑了能为后代提供什么样的支持。有人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居住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小镇上。该大学资助研究，旨在找到他们，然后为他们提供在该大学学习的优先录取机会和奖学金。它还启动了乔治敦奴隶制档案馆，提供了该机构与奴隶制有关活动的大量材料和被奴役者的有关信息。

乔治敦大学的学生通过静坐和其他形式的动员倡导采取更多的行动。2019年，他们投票决定在学生学费中增加27美元，以支持那个路易斯安那社群。该机构现在与该社群合作，确定有益的投资。学生们的积极参与向企业表明，让员工和股东参与进来有助于对贡献构成内部支持，因为它有助于形成一种组织理念。当然，并非人人都会支持参与。法国铁路工会中不少直言不讳的成员强烈反对任何有损SNCF战时英雄形象的言论或活动。高管们必须一如既往地承认，他们的决定不会令所有人满意。

当发现全行业参与了历史罪行的证据时，企业也可以联合起来协调他们的反应。我们在2000年看到了这种合作的开始，当时6500家曾与纳粹串通的德国企业捐资成立了一个名为“记忆、责任与未来”（Remembrance, Responsibility and Future）的基金会。不幸的是，该基金会没有反映出对赔偿的真正承诺，而是力求结束时任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所谓由美国和西欧掀起的反对德国和德国工业的“运动”。在为基金会捐资的企业中，很少有公司为基金提供了金钱之外的贡献。只有少数公司进行了历史研究；发表公开声明的企业则更少。这让过去参与种族灭绝和酷刑的行为变成了做生意的另一项成本。尽管如此，联合力量的想法还是有其价值——特别是在规模允许对受害者群体做出更有意义的贡献和反应的情况下。

最后，企业应该避免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即，他们的贡献是形象工程。虽然他们可以就如何纪念给出自己的建议，但支持现有项目和低调出席纪念活动表明他们对受害者及其后代所遭受的苦难表示尊重，也是在承认他们最了解自己需要弥补的东西。对于高管们而言，关键是要参与更广泛的对话，而不是试图控制叙事或将问题束之高阁。

莎士比亚曾写道：“人之恶行会在他们死后继续存在。”我在与那些从此类暴行中幸存下来的人交谈时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以丹尼尔为例，他遭到驱逐，上了从巴黎到奥斯威辛的最后一班列车。他把被谋杀的父母唯一的一张照片挂在床尾。他和他的兄弟都在集中营中幸存了下来，但这次经历之骇人，以至于他最近向我表示：“我仍然怀疑，死在奥斯威辛是否会更好。”

奴隶制和大屠杀等历史暴行永远无法完全修复。可是，参与此类事件的企业不应该回避自我的清算。从本质上讲，高管们在关注未来时感觉最舒心。可是，过去的事有一个习惯，任何无视或试图超过它的人，最后都会被追上。企业领导人可能会觉得，全神贯注于弥补前辈罪过这种事对他们不公平。可是，特别是在一个社会正在审视和重新评估个人和组织历史的时代，领导者必须做好准备，承认并弥补公司过去的行为。

企业必须首先承认，对历史罪行作出回应是他们的职责。他们应该完全透明，道歉，并从过渡司法领域中获得启示，与受害者社群及其后代合作进行赔偿。

萨拉·费德曼是巴尔的摩大学谈判与冲突管理学助理教授，著有《通往奥斯威辛的最后一班列车：法国国家铁路公司及其责任之旅》（Last Train to Auschwitz: The French National Railways and the Journey to Accountability）一书。Twitter: @sarahfederman

萨拉·费德曼（Sarah Federman）| 文  

永年 | 译   牛文静 | 校   李源 |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