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剧《汉密尔顿》中,出生于尼维斯岛的美国革命英雄亚历山大,和法国战友拉菲特在庆祝即将击败英国军队时,唱出了最经典的一句台词。他们一边击掌一边唱道:“移民啊,我们做到了。”这句歌词赋予了K’naan、Riz Ahmed、Residente、Snow Tha Product等一大批说唱歌手以灵感,他们在这句词的基础上创造出了完整的歌曲。这句词现在也成为了各地移民群体的口号,印在了宣传海报和马克杯上。
这也是近期很多新书的主题,有的立足数据,有的聚焦个人传奇,但都传递着同样的观点:移民群体促进着接收国的经济发展,丰富着文化。在本土保护主义抬头的今天,这些作者力证了,发达国家不应该将移民拒之门外,而是应该敞开怀抱,接纳移民。
人口统计学家詹妮弗·朔巴(Jennifer D. Sciubba)在《算数的80亿》(8 Billion and Counting)里以事实说话:全世界有2% 到4%的人(约2.72亿)没有生活在原籍国家,这一比例在过去50年里一直保持稳定。美国是接收移民最多的国家,接近4500万;而波斯湾国家出生在外国的居民比例是全球最高。朔巴指出了许多移民驱动因素:政治冲突、经济机遇、地理毗邻、家庭纽带,并强调人才的输入和输出对国家繁荣的重要性。她写道:“较贫穷的国家需要……出国的打工者给国内汇款。而接收移民的富裕国家,则受益于高端技能和劳动技能的人力涌入,填补国内的劳动力短缺”。她指出,即便面临老龄化和低出生率,“国家对移民开放也只是一种选择,而不是必须”,但她补充说,“国家开放……往往是出于经济原因,但关闭国门往往是由于本土主义。”
斯坦福大学研究员蒂姆·凯恩(Tim Kane)在《移民铸就的超级大国》(The Immigrant Superpower)中赞成敞开国门。凯恩着重介绍了移民增强美国实力的三种方式:体力(劳动)、武力(服兵役)和脑力(创新)。 从抱成一团的欧洲平民,到来自亚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的后来者,凯恩解释了每波移民如何继续前人不愿再从事的工作。因此,移民并不会偷走工作机会,反而会提升产量。对美国各州来说,移民和GDP是同步增长的。 (移民比例高的经合组织成员国更富有)
凯恩指出,移民会志愿参军,获得荣誉勋章的比例往往比本地人还高。在科学和商业领域,新来者也取得了巨大成就:美国理工科领域的博士生中,外国学生占40%至50%,如果可以拿到签证,他们通常会留在美国。美国30%的新公司由移民创建,美国专利持有者和诺贝尔奖获得者中,移民比例也颇为可观。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和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不是局外人,而是模范。
社会学家南希·福纳(Nancy Foner)赞同这个观点。她的新书《国家的四分之一》(One Quarter of the Nation)列出数据,移民及其子女占美国人口的26%,并解释了他们如何使当地经济、社区和政治变得更好。数据显示:美国四分之一的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是在国外出生的;截至2013年,美国主干道两边28%的店铺是移民开的;2018年,91家估值在10亿美元及以上的美国初创企业中,超过一半的创始人是移民,80%以上的重要管理岗位或产品开发岗位由移民担任,比例高得惊人。 她指出,移民要么用劳动拯救了肉类加工、护理等行业,要么用新视角革新了零售、餐饮等行业。 她认为,移民作为工人可以与本地人“互补”,而作为高管则在“推动信息时代的发展”。
经济学家瑞恩·亚布拉米斯奇(Ran Abramitzky)和利亚·包斯坦(Leah Boustan)合作撰写的《淘金街》(Streets of Gold)踩着支持移民的鼓点给出了基于数据的分析,不仅是针对移民,还针对他们的遗产。作者用人工智能挖掘了Ancestry.com上的家谱、政府记录、公开采访和演讲,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追踪了数百万移民及其后代,“从银行家到跑腿小弟”,以了解他们在美国社会中的浮沉。新书突出了两个重要发现:今天在墨西哥、老挝等国家的出生后移民的家庭,在经济阶梯上的上升速度,与过去的欧洲流亡者一样快,“真正的上升”通常发生在第二代。这种成功“不会以牺牲美国本地人为代价”,作者写道,移民并不是找到了“淘金街”,而是自己“铺出了一条康庄大道”。
如今,从广受好评的电影《米纳里》(Minari)到Netflix的纪录片《移民之国》(Immigration Nation),再到更多新书,克服困难取得成功的个人传奇比比皆是。《从那里到这里的旅程》(Journeys from There to Here)介绍了一位顶尖美国移民律师的客户。茱莉莎·阿尔塞(Julissa Arce)的《你说起话像个白人女孩》(You Sound Like a White Girl)和瓦贾哈特·阿里(Wajahat ali)的《落叶归根》(Go Back to Where You Came From)用各自的愤怒和幽默,描述了移民想要融入当地社会的困难,不过不过这个或许没有这个不必要。《光辉无国界》(Brilliance Beyond Borders)介绍了具有“开拓性”的移民女性,而《我们同为人类》(Somewhere We Are Human)则收录了移民和难民的散文、诗歌和艺术作品。
不过,美国国家移民论坛(NIF)执行董事阿里·努拉尼(Ali Noorani)所著的《跨越国界》(Crossing Borders)或许最能引起《哈佛商业评论》读者的兴趣。这本书详细描述了最初由荷兰殖民者建立的爱达荷州乳制品行业,是如何在拉美裔工人,和Chobani酸奶公司的帮助下蓬勃发展至今。而Chobani的创始人,是在土耳其出生的哈姆迪·乌鲁卡亚(Hamdi Ulukaya)。牛奶场场主与该公司和当地劳工组织合作,游说制定相关法律,使移民工人更容易合法入境并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努拉尼展现了发生在爱荷华州一个猪肉加工小镇的相似情形,以及移民的医务工作者和食品加工者,如何带领美国和企业度过了疫情最严重的时期。
事实上,企业领导者或许应该负责转变对待移民的态度。也许他们会找到一种方法,保证各个水平的人才在国家之间更自由地流动,为所有人创造更大财富。也许他们可以帮助本土主义者认识到,最需要帮助的人,往往是那些愿意冒最大风险、努力工作,以实现自身和接收国最大潜力的移民。
艾莉森·比尔德是《哈佛商业评论》高级编辑。
艾莉森·比尔德(Alison Beard)| 文
洪莉 | 译 刘隽 | 校 孙燕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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